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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旅途(蓝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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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我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转载)  

2007-06-28 20:00:50|  分类: 人物深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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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这三个字一般被用在三类人身上。一是哲学天才,真的能创造新的哲学思想,有一套可以为后人发展继承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下一个哲学家也没有

  我看到太多没有灵魂生活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内心是很糟糕的,很污浊的,与他们的公众形象是不吻合的.

  摄影/娄林伟

 

 

 

 

 

  夏日午后,周国平,自家沙发上的、穿着拖鞋的周国平先生,自嘲和较真的比例相近:比他的性灵小品实在,比他的尼采研究生动。
最后,当“人生的意义”这样的搞笑问题跳出来,他发出舒畅的大笑。

  郭世英对我一生影响最大

  人物周刊: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写自传的想法?
  周国平:一方面是因为一家很有实力的出版社主动来找到我,他们认为我的书在市场上没有做够,应该有更广泛的需求,希望与我合作。另一方面,我写自传的想法由来已久。
  我从初中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到了大学,正是文革,由于政治形势非常危险——日记里有小资有怀疑,另一个原因是我日记的主角——对我的大学甚至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郭世英的去世,使我非常绝望,所以我把一大纸箱日记都烧了。后来,在广西工作期间,我又开始对那段时间做了断断续续的回忆——并有幸保留至今,成为我自传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是喜欢把日子过得明白一点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地回顾自己。如今,时机已经到了——我明年60岁了。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应当可以回顾一生了。也算是送给自己的退休礼物吧。
  人物周刊:您在这个写作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如何?是否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周国平:这本书从去年12月份动笔,历时7个月。整个写作过程状态是非常饱满的。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确有新的认识。
  我归纳自己的人生态度,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就是真性情。功利的,外在的东西并不重要,我更重视自己的内心生活,包括知性和情感生活。这样的生活态度——通过系统的回忆和反思,我发觉——是和我小时侯的身心状况有关系的。
  我小时侯就很敏感,身体上的、神经上的。比如手上划了一个很小的口子,盯着它看,看着看着,我就想,血啊,我也许就要死了,然后就真的昏过去——一般的垂危的场面都非常容易让我昏过去。我真的非常敏感,比较关注自己的感受,关注得比较细。这一点,使我在与外界交往上有障碍。我在初中是一直受同学欺负的。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女同学来我们男生的学习小组教我们做纸花,别人不给她开门,我开了,后来女同学走了,他们就把我的手背过去,按倒。所以,几乎每次从学习小组出来,我都是哭着回家的。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很难受很伤心的。
  这一点,这些年都没变,不过是比以前更坚强了(笑了)。比如现在,我成了点名,好像比较老练了,但其实在心里,还是对人际交往很怵的,很怕别人让我做讲座,能推的尽量推。
  人物周刊:关于这本自传,您对外界评价的预期是怎样的?
  周国平:我心里还是有点打鼓的。但是我非常认真,我已经尽最大可能做到真实。因为(这本自传)我基本上是为自己写的。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诚实,那我这个人就没救了,我会因此讨厌自己的。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是问心无愧的。有了这样的前提,什么样的议论,我都不会太在乎了。
  人物周刊:您的年轻时代的精神成长环境如何?
  周国平:自传里,大学期间与郭世英交往那一段,占很大比重。他确实是影响我一生的人,我的精神追求的方向都是他奠定的。
  进大学之前,很懵懂。从童年到少年,我的生活中没有导师,没有一个震住我的人——让我觉得就应当这样做人。我也不知道读什么书,尽管那时候是很爱读书的:家境贫寒,初中每天上学5站地我一小时步行,省下4分钱的路费,去中国书店买旧书——如果看到一本心仪的,就天天去盯着,直到自己的钱攒够了。那时候就是觉得读书是有意思的,自己是要一辈子做学问的,直到大学认识郭世英——认识他,让我认识到:学问、知识本身不是第一位的,生活、精神追求才是。
  我是1962年进北大,正是文化专制严重时期,阶级斗争,反修,都开始了。大学课程非常教条,虽然是哲学系,但是哲学内涵非常少,也不是马列,是教条化的简单化的马列。统一的教材,是我们第一号的官方哲学家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读哲学系的人,基本都是中学的学生干部,要走仕途的。我当时的报考是出于求知,以为哲学横跨文理。
  但入学不久,就发现在这样的大学学不到什么。认识郭世英,让我豁然开朗。郭在那个环境里完全是异类,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人的类型。高大英俊幽默成熟,非常有人性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对真理认真的态度。印象非常深的是,入学教育讨论上,他反省自己,如何从一个“好学生”到开始问“为什么”,甚至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他读了大量我们无从接触的书,视野和我们非常不一样。他常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
  人物周刊:这之后的思想成长历程又是怎样的?有过其他关键的转折吗?
周国平: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烙印深的还有在广西的8年半时间。我当时是县委小干事,后来是党校教员。主要工作是给农村干部读报,配合中央的宣传中心。这在农村已经是思想理论工作,但其实没有任何精神内涵,没有独立思考。我工作起来还是仔细认真的,比如批林批孔的时候,我非常认真地读了《论语》、《孟子》、《韩非子》,把儒家、法家比较一番,课讲的还是很有内容的,但怎么也不是创造性工作。有的人是有很强的精神本能的,我就是这种。当时突然发现人类的广阔的精神世界和这里没有任何关系,觉得非常可怜可怕。在那样年复一年的贫乏的环境里,看不到前途,异常压抑寂寞。
  人物周刊:精神生活的来源呢?
  周国平:想办法读书啊。宣传部书架里39卷的《马恩全集》和39卷的《列宁全集》,我通读了。然后发现县中学图书馆有一套解放前商务出版的万有文库,也想办法读到了。后来批林批孔,就可以看到古籍了,《史记》、《三国》都是那时候读的。我还写点东西,比如韩非的法制理论,还有一篇很长的研究列宁的一个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在落后国家发生,但很难完成,它反而更容易在先进国家完成,在落后国家是很容易复辟的……等等。我也没想发表,就是想尽量弄明白这些问题。
  人物周刊:这一阶段您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周国平:我的人生态度是在这时候确立并牢固起来的。当时和我同去的有60多个大学生,基本是两种出路,要么是完全被同化了,没什么精神追求了;要么就是走仕途。论世俗的功利,我是有机会的——60来个人里,只有我一个一开始就分在县机关,但我不珍惜、不争气,就知道看书,也不会坐办公室。
  后来我的一些同学相继到省城了,我却被调到偏僻的党校。我也不是不羡慕。但有次出差去看他们,回来我就坚定了——我不要那样的生活。他们劝我,搞什么理论问题啊,你,那是有人定下来的,不是你的事,你就搞好人际关系得了。我一没这个能力二也厌恶,所以也就算了。忽视外在功利,更注重内心,这个基本方向,也就定下来了。
  人物周刊:快30年了,现在的自己和那时候的自己有什么区别?
  周国平:大的方向没有变,只是人变平和了,更看重普通生活的乐趣——比如与家人,与朋友在一起——年轻时候是很不屑的。

  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

  人物周刊 :您是否介意被称为“畅销书作家”?
  周国平:不介意。要看你怎么定义了。首先我不是特别畅销——当然在研究哲学的人里还算是畅销的。作家的畅销有两种,一种是为市场而写,就是盯着畅销去的,写手一类;另一种是“恰好”畅销。我算后一种吧。而且我的书也是长销的,至今前几本书还在重印。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读者的定位是什么?或者您只是写您心中所想?您希望读者从您的书中收获什么?
  周国平 :没有读者定位。读者在我,是非常抽象的。而且我向来不是胸有大志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不是,我更多的是关注自己。我希望读者通过我对问题的思考,学会面对自己的困惑,而不是沉溺或逃避。想清楚,会好受些。
  人物周刊:您长期以来以写作哲理散文、性灵小品著称,您的哲学专业研究进度如何?这两种工作冲突吗?
  周国平:我的哲学研究项目,主要有:1990年代初以前是尼采,1990年代中后期与徐友渔合作研究“当代语言哲学的比较”,之后,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有关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接受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就有兴趣了。长期以来,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态度,一直是简单化的,不把哲学当哲学,而是当思想武器,要解决问题的,非常功利地为我所用。比如尼采之于鲁迅,主要引进的是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要做主人不做奴隶,还有严复引进英国自由主义、进化论,都是如此态度。
     之所以在尼采之后我没有做更长期的专项研究,是因为我个人生活的很多突变,失去女儿妞妞,离婚,等等,使我不能长时间集中精神从事那种类型的工作——那是非常枯燥、系统、严密的工作。
  人物周刊:您能不能给哲学家做一个界定?哲学家应该有哪些必需素质?
  周国平:每一个人对哲学工作者定义都不一样,差不多都是以自己的形象为标准的,都是自我辩护(笑起来)。我也难免啊。也许有两条标准:一个关注根本问题,以理性和感性方式,关注人生社会自我他人的根本问题;二是凭独立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哲学家应有宗教家的灵魂和科学家的头脑。
    人物周刊:在目前中国,哲学家这种身份有什么象征意义?
  周国平 :落伍过时的人(笑起来)。
  人物周刊:当代中国,可以称为哲学家的有谁呢?哲学家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如何?
  周国平:“哲学家”这三个字一般被用在三类人身上。一是哲学天才,真的能创造新的哲学思想,有一套可以为后人发展继承的理论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下一个哲学家也没有;二是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那就多了;第三,有哲学家的灵魂的人,为那些根本问题苦恼,以此为头等大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其他职业中的分布甚至比在哲学工作者中更多些。我就认识一个安徽农民。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哲学的真理,非常执着投入,找到北京,一定要发表他的论文,似乎不这样,真理就会和他一起死去。所以说,我们有的,基本只是,哲学工作者和哲学疯子。真正热爱这门学问的,勤奋踏实,学术上有贡献的不多。很多人,也就当个职业,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哲学本意上来说,都没热情,也就没有什么真成就——当然他可能会有很大的工作量,也可以评上职称。
  人物周刊:您自己呢?您认同的自己的第一重身份是什么?哲学之于您呢?以哲学为专业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什么?
  周国平:人。(笑了)影响是不易察觉的,潜在的。可能看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主要是好的影响。哲学是一种分身术,有哲学思考习惯的人,就容易把自己分离,把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生活着的受苦的自我分开,站在上面看。有这样的习惯,可以活得明白点,可以度过难关。
  人物周刊:您似乎很强调“认真”一词。
  周国平:认真,是西方人文思想的关键。如果把人性分三个层次,生物的、社会的、精神的,那最高级的精神性的,就应当包涵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绝不糊里糊涂。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这个传统的。科学精神和严肃宗教的缺失,很大程度因为这个。
  人物周刊:您看新闻吗?关心时政吗?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关系,譬如中美、台湾、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又是什么?
  周国平:我基本不看电视,偶尔经过时看一眼。报纸翻一下,看看国际部分。我觉得基本是在浪费时间,那些信息绝大部分毫无意义。我不操心日常生活。至于改革、国际关系,我认为在报纸上看不到实质。我也没有去专门思考,因为那需要占有大量材料,我不可能花时间在上面,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比较关心伊拉克,恐怖主义是大问题。
  人物周刊:那您怎么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您认同自己的这重身份吗?您怎样评价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周国平: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这样的定位。当然知识分子是有社会责任的,包括我本人也应当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不是社会责任,而是对神圣价值绝对价值的责任,没有这个就不宜谈社会责任。要清楚的一点是,在社会责任之上,还有对上帝(普遍意义上)的责任。谈到这个问题,我经常会有些偏激,我反对仅仅强调社会责任,因为我看到太多没有灵魂生活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内心是很糟糕的,很污浊的,与他们的公众形象是不吻合的。

  我是很木讷的

  人物周刊 :您有什么社会兼职吗?每天的工作日程是怎么安排的?您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吗?娱乐生活有哪些内容?
  周国平:我的生活很单调。早上跑步,9点开始工作到下午5点。晚上看看书、陪陪孩子。偶尔外出讲座。朋友圈子基本是学界的,也有艺术家朋友,我喜欢和他们玩,喜欢他们生命的奔放,我自己是很木讷的。喜欢看看意大利电影。
  人物周刊:回顾往事,您最骄傲的事是什么?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周国平:骄傲的是有啾啾,后悔的是失去妞妞。
  人物周刊 :您最爱做的事是什么?最讨厌做的事是什么?
  周国平:爱做的是读书写作。讨厌的是搞人际关系——很害怕,不舒服。现在情况好多了。写作让我经济上宽松了很多,使我可以不必为利益——可能是应得的——在权力人士间走动,诉说自己的需要——有段时间,这是难免的,比如为了房子。虽然要求是合理的,但我还是觉得那样做有些屈辱。现在自由了点,给就给,不给就算了。
  人物周刊:您偏爱哪些作家、思想家?最近在读什么书?
  周国平:哲学家里,尼采、叔本华——他们激情关注人生,柏拉图、康德——他们深刻,有创建,休谟、蒙田——平易亲切。文学家里,永远的最爱还是托尔斯泰,从他的日记和小说里,我看到一个真正关注灵魂、不停地反省和诘问自己的、苦恼真诚的人,他对人对生活的观察异常朴素,让我望尘莫及。
  最近在读一本《娱乐至死》,批判图像文化取代文字文化的,不错。另有一本《哲学的慰藉》,一般,实用主义倾向严重,把哲学的灵魂去掉了。还有一本博尔赫斯的《80忆旧》,非常好。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的父母对您有什么影响?
  周国平:我父母都是很普通的人,父亲是小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对我的影响是:老实做人,过简朴的生活。
  人物周刊:您最想您的孩子明白的道理是什么?
  周国平:一,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并做到尽善尽美。二,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前者是幸福所在,后一个是尊严所在。
  人物周刊:您觉得做人首先要对什么负责?
  周国平:自己。人的生命最可贵,没有人能让你再活一次,如果你虚度,也没有人能真正安慰你。
  人物周刊:您曾经感到孤独吗?
  周国平:经常会。这个——挺好。比较不好的是,现在孤独的机会少了。家里热闹了,独处的时间少了。很遗憾。
  人物周刊: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周国平 :就是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大笑起来了)。早就发现了,没有答案的。但思考本身给了人生一种格调,使你不会太在乎琐碎的问题。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2年就读北大哲学系,1968年分配到广西农村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博士毕业后在哲学所工作至今。早期有研究尼采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尼采与形而上学》。后有散文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守望的距离》等。日前其自传《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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