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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旅途(蓝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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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儒家一定是入世的(转载)  

2007-06-28 19:55:02|  分类: 人物深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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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关心政治,可以不参与社会,可以不顾及文化,只追求自我的修行,到达彼岸,超脱一切。但是儒家不可以。

  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更年轻,走路和坐着的时候,他的背都有点微微前躬,也许是长期伏案的后遗症,这让他的举止带了几分反躬自省的意味。红蓝相间的丝质领带正中,端印着孔子像。

  对他热衷的领域,他显示出明显的自豪,和浓厚的谈话兴趣,不需过多提问。

  儒学的“现代化”

  人物周刊:您所倡导的新儒学对当今社会意义何在?

  杜维明: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原来的宗亲联系已经逐渐分散,已经从内涵的伦理变为排斥的伦理。但是人们仍然是生活在网络中的,人有“同”的观念,是网络的中心点,而非独立的个体。儒家的一些最基本的信念、基本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在现代社会仍有普适意义。如果没有信,整个资本主义不能建构。

  只要是有生命力的文明,她就会像源头活水一样,不停地变,但是并不伤害其内在的凝聚力以及其核心价值。儒家思想并不仅仅适用于农业社会,它本身也经过了“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儒学从鸦片战争后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西化过程。鸦片战争以后,真正研习西学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儒者,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这是对儒学本身进行西化的第一代。康有为讲,所有的五伦都有问题,只有朋友一伦没有问题,他把父子、夫妇、兄弟这些都变成朋友一伦。另外他认为,男女一开始可以住在一起,熟悉一段时间,等到彼此心甘情愿在一起时,再结婚,继续生活。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清朝时候学儒之人就提出了“试婚”的概念了?

  杜维明:(笑)是啊,这就是现代人的“试婚”概念,所以儒家学者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五四”时代的梁漱溟、冯友兰,这些从事儒学研究的都尝试把西方的核心价值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带到儒家的传统里去。1949年以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称之为儒学的现代化,把儒学和现代生活相关联,像唐君毅先生说的人文精神之重建,像牟宗三先生讲的原教。

  文明的选择总是一种地方知识上升为世界知识,自由、平等、民主、尊严等理念都是来自西方,逐渐成为共同接受的世界知识。有无可能一种非西方的地方知识成为世界性的公识? 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全球性的文明,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儒学有没有可能跻身其中,成为一种普适的文明?

  不过我并不赞成“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者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的说法,未来没有哪种文明会一枝独秀,一定是多元的。

  人物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在很多地方讲学的时候,用的都是纯正的英语,是否就是为了解决儒学的全球化问题?你觉得儒学怎么突破语言的障碍来让西方接受?

  杜维明:以前在新加坡,李光耀总理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用英文来讲儒家文明?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认为不行,我说行。如果他的意见是对的,那么我这二十多年的工作就等于是白费了。

  如果儒学有进一步的发展,它不可能只停留在中国和东亚,它一定要进入更宽广的世界,最大的考验就是语言关,有些人说如果用英语来讨论儒家伦理,它的原汁原味就没有了。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你都可以用英文、德文、法文以及其他语言来讨论。

  用英文来讲儒家文明,我在表达上碰到过很多困难。具体说,“仁”字英文怎么翻译?有人翻译成“provenance”,就是仁政、仁慈的意思。有人翻成“good”,有人翻成“human-hearted”,就是以人心为主,还有人译成“humanity ”,这个我比较赞成,因为《中庸》里面说“仁者,人也”,就是说仁义之人,就是最像人的人。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就用“humanity”来翻译仁。“义”也非常难翻译。有人翻成“righteousness”(公义),但是“义者宜也”,就是“最正当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翻译成“rightness”。这中间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基本价值的翻译绝对是创造,很多时候在重大的文明之间,翻译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你不能够预设大家都熟悉,你要建立一套解释的模式,就要自己先想透彻。

  人物周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效果怎样?

  杜维明: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有轴心文明的对话。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思想提出以后,把文明的问题带到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领域,而政治学又有真正地缘政治的含义,所以一下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当时我曾经和亨廷顿谈过,即使有文明冲突的危险,文明对话也是必要的,这他是赞成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忽视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常常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产生矛盾。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他的角度阐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在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矛盾是两派——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和大部分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最为惨烈。基督教的内部,比如现在的美国,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矛盾很深。

  为什么文明内部的冲突比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强烈?我个人的感觉,西化,是地域的观念。现代化把地域的观念变成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就是说它更普适。全球化出现以后,文化多样性反而更突出了。突出的就是我们的塑造,使我们成为具体人的那些基本的不可消解的因素:比如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性别、母语、出生地,我们的阶层,还有我们是在什么信仰的世界里长大的。这些不同在全球化的世界要求特别强,他对自己族群内部的凝聚力的渴望要比他对与外部沟通的需求来得更强。正因为如此,他的内部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冲突。

  儒家和入世

  人物周刊:一般认为,在文明对话中,儒家文明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这一点怎么体现?

  杜维明:包容性是儒家的强势,我们现在可以把“儒家”变成一个形容词来用。譬如说, 不可能有基督教的犹太徒,不可能有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但是可以有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佛教徒。

  “儒家式的”这个帽子并不是谁都可以戴,儒家不是万金油。“儒家式的基督徒”和“非儒家的基督徒”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困扰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所谓“儒家式的”就是入世的,现实的。不但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关注现实的改善。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关心政治,可以不参与社会,可以不顾及文化,只追求自我的修行,到达彼岸,超脱一切。但是儒家不可以。“儒家式的”一定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儒家式的”的三个特征: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似乎恰恰是您曾经给“公共知识分子”作的概括呀。

  杜维明:绝对是这样。儒家说社会四民:士、农、工、商。农人、工人、商人,这三种人存在的合理性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惟一要说明其社会功能和价值的就是“士”,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你不事生产,不事制造,你又不通有无,那你为什么要存在?这个问题从孟子时代就在考虑了。

  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人下情上达,必须有人从事管理和调控,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所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古希腊的哲人,不是希伯来的先知,也不是僧侣、牧师和长老。在西方的定义里,“公共知识分子”是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以前都没有这样的人格形象。但我们仔细考量的话,会发现儒家观点最符合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士”跟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有着内在联系。

  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杜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体现了经济兴起以后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这样一批人,在政府机关里要有,学术界要有,媒体要有,企业要有,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和职业团体都要有,这样才能真正出现很成熟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

  我赞成小孩子读经

  人物周刊:除了文化精英,普通的老百姓怎样维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具体地说,您赞成不赞成用儒家的伦理来教育小孩子?

  杜维明:绝对赞成。不一定非要儒家的伦理,但一定要有基本的做人道理。现在中国的孩子都是小皇帝、小公主,他们内在的心理资源很不够。

  人物周刊:那您是否赞成小孩子读儒家经书呢?

  杜维明:我赞成小孩子读经。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记诵之学会扼杀儿童的创造性,好像你大脑的容量是限定的。现在科学发现,脑力的开发要通过各种渠道,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多种体验能使大脑结构发育完整。能够有四书五经给小孩子去背,像现在美国和英国的小孩子要背莎士比亚的诗剧,将来他们就会受用。以前的背诵之学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科举,如果它变成游戏,在儿童的生命里变成活的东西,就是一种创造。

  人物周刊:您以前也提到,在新加坡、台湾等地区华人社会,传统文化的保持和传承都很受重视,是吗?

  杜维明:汉学的根在中国,但中国反传统的力量太强了。真正严格的学术研究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正常情况,钱钟书、冯友兰、季羡林等每一位都有十多年的困难期,这期间连书都看不到。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是接受西方文化成长起来的。整个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世界,我们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薄弱的,不能和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拉美比,所有这些地方,他们传统的文学、艺术、音乐都保存得很好。在文明史中,一个民族破坏别的民族文化的现象是常有的,像基督教文明破坏伊斯兰文明,但是自己的民族把自己的文化摧残到这个程度是没有的。

  人物周刊:比如说“文革”浩劫里的“破四旧”?

  杜维明:是啊,现在能从数据上看到的已经很惊人了。为了避祸,程颐、程颢的后人把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全部烧了,包括他们考取进士时的卷子,这些东西要能保留下来,都是至宝!这是一个残忍的事实,一个民族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弄得荡然无存,我们是在把自己的文化当糟粕。

  1985年我在北大上儒家哲学课,在我之前,只有梁漱溟1923年开过这门课。当时梁漱溟课上来了一大批学生,都是来看怪物的,“我们都倡新学了你还来讲这个!”他非常生气,上了一学期就不干了,自己在北大红门租了个小房间,愿意来听课的每人交一个大洋。学生很少,但是都很不错。

  1985年我回国讲儒学,学生倒不一定是来看怪物的,可是好奇的人也非常多:“这东西在中国老早就落伍了,你又是从国外一流大学回来的,还讲这个东西,一定有毛病。”传统文明的恢复,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

  人物周刊:儒学在美国被接受的程度如何?

  杜维明:儒学在美国发展太慢太慢。不过现在也有了一些良好的契机。美国国会图书馆列出8本公共知识分子必读书,《论语》是其中之一。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全球知名人士”论坛上,我和另外一些学者探讨儒家思想,认为“人道”和“恕道”将是儒家文明被西方社会接受的最低的条件。

  去年我在哈佛给大一新生开设儒教课程,讲授《四书》,在50多名申请人中挑选12名学生,其中有3名是亚裔学生,其他都是对东方文化一无所知的,毕竟他们还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我把只有1200字的《大学》翻译成英语发给他们,3天后读完讨论,迸发出的火花令我惊讶。

  比如,讨论时一个学生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个顺序为什么是先“格物”,而不是先“诚意”?为什么学习前不先把态度摆正?也就是说,经验知识和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程朱理学和王阳明新学辩论得最激烈的一个课题,这个小鬼居然抓到了。

  我要求这些学生每学完一篇就讨论一次,然后写一个报告,每人写一篇论文,很有启发性。我打算把这些文章译成中文,并在中国联系书商来出版,让中国学生看看美国的小鬼怎么受用于四书五经。

  杜维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1988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从1966年起,杜维明全力探索儒家精神。他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展开的,这套思想具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入世精神。儒学在21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他认为主要取决于儒学是否能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归中国,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主要著作:《今日儒家伦理》、《儒家思想:创造转化的人格》、《新加坡的挑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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