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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旅途(蓝蓝故事)

从容自在翱翔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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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润物细无声 (转载)  

2007-06-20 19:43:10|  分类: 人物深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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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豫小小的身子,每天都在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当年鲁豫在《凤凰早班车》里开创了第一个“说新闻”的先河,今天,她继续在《鲁豫有约》里与嘉宾一起“说故事”。

  曾经在《鲁豫有约》做客的嘉宾郑渊洁说,“我见到鲁豫就知道怎么说话了,她的亲和力能够影响我,让我立刻找着了感觉。”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当我和鲁豫说话的时候,她那种自然温和的东西,的确能让人放松下来。

  坐在一张舒服的黄色沙发上,与嘉宾随意地拉着家常,偶尔调动一下现场观众的气氛,这是鲁豫在节目中最惯常的状态。这期间,她的话很少,只是偶尔提个问题,奇怪的是,嘉宾会滔滔不绝地讲,很愿意把故事告诉她。

  有人曾经批评鲁豫的风格太过温情,缺少尖锐的一面。对于这样的评论,她不以为然:“其实要想尖锐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说狠话就可以了,但这不是我的风格。嘉宾来做节目就是我的客人,我内心会有一个坚守,就是保护我的嘉宾。”所以,每次上节目之前,她都会问对方,“这件事你说了之后会打扰你的生活吗?如果会,那就别说,别为一个节目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以嘉宾都很放松,一讲起来就没完,鲁豫就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听,从不着急表达自己的想法,“做媒体的时间长了,我越做越明白,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观众,因为观众不习惯看到一个在电视上说教的人。所以我不是特别着急地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我是在通过我的嘉宾,通过她们讲述的故事,告诉大家我对于生活的看法,对于某一件事的看法,对于爱的看法,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比较不太会被拒绝。”

  作家刘震云曾经这样评价鲁豫:“她改变了我们,改变了世界,是个对生活有帮助的人。” 

  而鲁豫却说,“我觉得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应该是他的职务带给他的,比如美国总统很有影响力,但是放任何一个人在那,都会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影响力,应该是个人魅力带来的,比如美国的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奥普拉真是在改变着一些人,比如她在南非建立了女子学校,收了100多个女孩,这些女孩的命运就是被改变了。

  10年前,鲁豫还在西雅图留学时,有一次无意中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访谈节目,一群女观众跟着一个身体超重的黑女人在电视上又哭又笑,那个滔滔不绝讲话的黑女人就是奥普拉。当时鲁豫就想,我也要做那样的节目,做一个她那样的主持人。

  如今,从某种角度上说,她真的做到了。 (文/纪汶汐)

  作为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陈鲁豫被称为“东方奥普拉”,她在工作上游刃有余,风格鲜明;在生活中她自在愉快,潇洒自如。三年前推出的自传《心相约》中,鲁豫记录了她人生中的美丽时刻。近日,新版《心相约》即将面世,增加了约4万字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鲁豫这三年来的工作经历和生活趣事。——摘自新版《心相约》陈鲁豫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

  第一次听说奥普拉的名字

  “我要把《鲁豫有约》搬进演播室,每场300个观众,而且每天做一期。”

  2004年夏天,当我向公司管理层提出这一想法时,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可我心里有数,我能做得到。做一个日播的访谈节目决不是我的任性之举,那是我十年前就开始做的梦。

  1994年年底,我第一次出国,首站夏威夷,然后是西雅图。也许是从小学英语的缘故,美国带给我的所谓文化震撼并不大,我甚至有些意兴阑珊:“原来出国就是这样啊!”我平日里娇生惯养,最怕吃苦,唯独出国,我坚信只有痛苦才能诗意。

  我理想中的出国该是凄美的。先凄,才能美。

我要去餐馆打工,但不是当女招待,电影里的女招待都系白色镶荷叶边的围裙,把腰勒得细细的,黑色制服裙下露出修长的小腿,她们一边给客人添咖啡,一边风骚地打情骂俏。这不仅轻浮而且难度太大,最主要的,这不符合我吃苦的标准。我该去厨房,双手浸在滚烫的水里,清洗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盘子。一不小心,泡在水底的刀叉刺破了我的手指,鲜血一滴滴染红了水池。我抬手用衣袖擦擦被汗水湿透的脸颊,再将手指放到唇边用力吮吸。身后传来老板娘催促的声音(要纽约口音,听上去更像资本主义社会),我深吸口气,微笑着继续洗我的盘子。如果是拍电影,这时背景该响起高亢的女声:“抖落异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地度过,过一日,行一程。”

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出国留学。可惜,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没有过。初到美国,能让我兴奋的只有两件事:逛商店和看电视。

先说逛商店。每次一走进占地足有足球场大小的safeway(华盛顿州到处可见的大型食品超市),我就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急不可耐地拽过一辆手推车,闷头向水果区域杀将过去。我最喜欢的普罗丝特问卷里有一个问题是:“Ifyoucouldchoosewhattocomebackas,whatwoulditbe?”(如果你能选择来生,你希望变成什么?)

“神啊,把我变成水果吧。”我总是边偷偷揪一个大大的提子放进嘴里,边这样在心里感叹。

 买完水果,我总是去甜品柜台转一圈。最可恶的是那个甜品柜台里的胖阿姨,每次见到我就伸出肘棒似的白胳膊,脸上笑成了一朵花:“鲁豫,快过来尝尝这个,好吃极了。你得多吃点,你太瘦了。”

 在safeway买了第20个纽约奶酪蛋糕后,我绝望地发现自己重了好几磅。再走进safeway的大门,我低头推车,眼睛瞟都不瞟甜品柜台一下。美国胖阿姨依然故我,隔着老远就冲我挥手。我好似和她有仇一样,狠狠地盯着她和那些挨千刀的蛋糕:“饶了我吧,我可不买你的甜点了。我最近都长胖了,这都怪你。”

  “得了吧!”她咯咯地笑个不停,胖手上端着好大一块南瓜馅饼,黄澄澄的好像要流出油来似的。“尝尝吧,我刚烤的。”

  我把脸板得更长了,一本正经地说:“你要知道,我在中国可是个电视明星。我必须要控制体重,否则观众会不干的。”

  “Really?”(真的啊?)她一脸困惑的表情,“那你们中国的明星都像你一样瘦吗?那也太可怜了。我喜欢奥普拉,她可一点都不瘦,但我觉得她美极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奥普拉的名字。
我的白日梦:《TheLuYuShow》

  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King,看DavidLetterman,看JayLeno,看BarbaraWaters,看DianeSawyer,还看DanRather、PeterJennings、TomBrowkow、KatieCouric和Connie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LuYu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5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

  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崔永元令我郁闷

  一回到北京,我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叔叔。我当时刚出校门没两年,还是怯生生的像个小孩,见到年纪比自己大的就忍不住要叫叔叔阿姨。我看了一两集崔叔叔做的节目,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释然。说着急是因为《实话实说》和我想做的节目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他抢得了先机,这意味着今后几年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我的计划,因为我做事最不喜欢跟风。(与其说这是特立独行,倒不如说是我的小算盘。我相信无论做么,只要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了标准,后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急过之后又很释然,毕竟小崔(后来知道崔叔叔叫小崔)的节目和我想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类型。想明白一切后,我坦然地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等待我的只有一档叫《音乐无限》的点歌节目。我居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懂得审时度势的道理,当时的凤凰刚刚成立,只有那么几个节目,我不去做小可爱式的VJ还能做什么呢?

  音乐节目做了一两年,我实在提不起精神,就开始说起了新闻。当大家都开始说新闻后,我又觉得没意思,主动向公司要求淡出《凤凰早班车》,同时组成了三四个人的团队,于2002年初开始了《鲁豫有约》。

  《鲁豫有约》做得好好的,我又不满足了。我知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004年的春天,好像是个周末的傍晚,我约了郭志成(凤凰卫视中国大陆节目总监)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金湖茶餐厅见面。

  “我有个想法。”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我喝了口奶昔,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嘛?”

  “东方奥普拉”,是在夸奖我吗?

  我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提到奥普拉,所以上网goo了她一gle,赫然发现我的名字夹杂其中,名字后面一定有个破折号,外加那几个耸人听闻的字:东方奥普拉!哎,他们这是夸我吗?就连CNN记者采我,也问了个“你被称做东方的奥普拉,你对此怎么看”的问题,我还能怎么看,既不能做欣喜若狂状有失体统,也不能不解风情地回绝别人的好意,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半天终于说了句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最爱说的话:“我就是我!”废话!

  我的团队倒是常常以奥普拉的标准要求我:“奥普拉出的杂志《O》,每期封面都是她,火得一塌糊涂。我们也该出一本。”

  “奥普拉的节目去年20周年,她在一期特别节目中送给现场200名观众每人一辆轿车。”

  “奥普拉又要出一本食谱啦。”“奥普拉还跑马拉松哎!”

  以上种种令我倍感压力。反正马拉松我是绝对不跑的,至于其他方面,我,努努力吧!

  “总是气急败坏直奔主题”

  每天节目一播完,片尾字幕还在走着呢,我的制片人无论在哪,一定拿起手机贴向耳边,等着我的夺命追魂call准时响起。每次连寒暄都没有,我总是气急败坏地直奔主题:今天灯光不好,我的眼影太深,观众大笑时镜头为什么不切过去,他成名前的那段经历很好听为什么删掉了,他获奖的故事讲过无数遍了为什么还留下,字幕里又有两个错字……节目中每一处疏漏在我眼中都被无限扩大,这让我无法容忍。

  樊庆元当时是节目的制片人,有一次上午十一点他正召集所有主编开会,这正是《鲁豫有约》在凤凰首播结束的时间。樊庆元看看表,冲大家做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缓缓从桌上拿起他的手机,把显示屏举向众人,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三二一,就是那么巧,电话在他倒数结束的一瞬间响起,大家凑上去看见屏幕上赫然两个字:鲁豫,不由哄堂大笑。

  偶尔我也会放过制片人,直接折磨编导。我能想象,节目播完,编导的手机响起,屏幕上一闪一闪地竟是我的名字,他们的内心一定惊恐万分。有一天编导李安负责的节目刚刚播完,我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李安还在梦中,冷不丁被铃声吵醒有点蒙,可一看来电显示着我的名字,他一下子清醒了,先是有些慌,既而兴奋地想:“今天是我的生日啊,鲁豫姐来电话一定是祝我生日快乐的!”于是我听到听筒那头传来李安睡意未消但愉快的声音:“鲁豫姐早!”早字刚说完,李安的嘴大概还没闭拢呢,我劈头盖脸一通狂轰滥炸指出节目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我的语气尽管有些严厉,可还算有理有利有节,只不过在刚刚被铃声吵醒的人听来,简直有如晴天霹雳。我是个刀子(橡皮做的)嘴豆腐(不是冻豆腐而是南方那种最软的豆腐)心的人,听那边完全没了声音,感觉很是不忍,于是一个劲地鼓励李安:“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做得还不错!”简直就是废话,做得不错还批评人家?几天后,从主编雷蕾那我才知道了李安生日的事情,这让我愧疚了很久。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当然做日播的了。”

  “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可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难怪我,那一阵外面隔三岔五地就盛传我要离开凤凰,跳槽到诸如CNN、旅游卫视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国一家什么中文电视台。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我要说“冤枉啊,我真不知道”,恐怕鬼都不信。可我的的确确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我被他说得心潮澎湃。

  2004年6月12日,我和郭志成以及《鲁豫有约》的主创人员共进晚餐,席间,由郭志成向大家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很巧,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那一阵前来求职应聘的人每天络绎不绝,几天后,编导、制片人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看哪个求职者都差不多,又觉得谁都不合格。开会时,大家不停地挠头,个个面露难色:“真不知道挑谁好了!”

  “这个简单,当候选人的条件学历都一样的时候,就从细节入手啊!告诉你们,一定要以貌取人!”大家果然饶有兴致,等着听我的谬论:

  “一个人的外表充分说明了他(她)的审美,而审美有问题的人绝对做不了一个好编导!”主编李舰提出了疑问:“什么样的人审美有问题呢?”

  “黑皮鞋里配白袜子的人,就绝对不能要!除非他是迈克尔?杰克逊!”我话音刚落,就见李舰呼啦举起了左脚,黑色的耐克鞋里赫然一双雪白的袜子。大家哄堂大笑。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媒体都知道了我要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于是见到我的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比的温柔和关切,那一个个柔情似水又充满担忧的眼神里写满了疑问。

  一开始我乐得全天下人都以为我每天为工作殚精竭虑,尤其在公司管理层面前,我总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点头:“就是就是,我累得要死!”可等了又等,老板也没有要给我涨工资的意思,我干脆就实话实说了:“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法让人相信,我在轻松愉快地做着《鲁豫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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